最近读了些余英时的书，对于人文学科的论述和论证方法，颇有些感想。这些感想本身是由历史学引发的，不过我觉得很多观点可以用于其他人文学科。

在徐公子的小说《神游》里，曾经透露出一种想法——我国的中学生最应该上但却没上的有三门课：逻辑，礼仪和哲学。后两者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姑且不论。要讨论历史学的论述和论证方法，当然不能离开逻辑。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种不同领域的逻辑。

首先，是数学的逻辑，这种逻辑只要是对数学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无需赘述。特别的，数学有个分支叫形式逻辑，很多大学的离散数学课里都会教些什么“选言推理”之类的形式逻辑。所以很多人，都把这种逻辑等同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中真正使用的逻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经常会看见文章中用“不讲逻辑”指责他人的见解，作者其实想说的是“根据形式逻辑的公理，他人的论证是错误的。”我认为，盲目套用形式逻辑于一切领域，其实是非常肤浅的。这种错误，其实很多大学问家都难免会犯。我这里就举罗素作为例子。罗素曾写过不少抨击基督教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试图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来证明上帝不存在。罗素的这种反基督教的态度可以从他小时候的遭遇得到同情的了解，其激愤之情也可以类比于现在我国很多人对于风水和中医采取完全打到的态度。但是，诉诸逻辑推理证明上帝不存在，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是幼稚和徒劳的。

在研究具体的问题中，真正应该使用的是以下两种逻辑。

第一种逻辑我姑且称其为科学的逻辑，或者可以称为科学的实证典范。这套典范由于十九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一日千里，不但成为自然科学的典范，甚至各种人文学科也都相继效颦。但是，人文学者在使用科学的实证典范碰到各种困难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人文学科不能盲目套用科学的方法论，最多只是在精神意义上达到尽可能的客观。比如，在19世纪德国有一个叫Ranke的大史学家，他主张将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完全去掉，“我并没有说话，是历史通过我在说话”。如果能做到这点，当然是很理想的，但是，与自然科学可以幸福地将人的因素置于系统之外不同，在历史学中“人心”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的。Ranke的主张，在影响了世界将近一个世纪后，将它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后，最终还是进入了的尾声。所以我们还需要另一种逻辑：

我将其称为人文的逻辑。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不论是历史人物，事件，社会形态，首先对所研究的人和物，需抱有同情的了解，如陈寅恪所言“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了解古人说这句话是在何种环境下，抱有何种感慨，然后对于后人的各种正反意见，反复体会，三复其文，这时如果这个问题本身真有缝隙，心中自然会浮现出一番见解来，如果这番见解能超出以往旧见，那更是意外之喜。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排除主观，所以我们才需要平情以探求古人之心术。而无数前辈学者的著述，也向我们证明，只要虚心读书，好学深思，不同主观的人，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和Ranke上面的宣言正相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说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今这仍是不易之论。

上面是一些比较空乏的讨论，人文学者之所以不能套用科学的典范，有各种具体的困难。我经常在各种文章和书籍中，看到作者在这些困难面前犯各种错误，所以下面就把这些困难和错误总结一下。这些错误有些时候我也难免会犯，写下来也可以起到自警的效果。

一、         引用名言

从中学的作文，到专业的学术论著，引用前人的话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论证手段。但是，只有在你平心了解前人说此番话的背景和心情后，这种引用才可能是成功的。这时，此段“名言”放在上下文中，就如同出自自己胸臆，只是自己不想夺前人之美，表示对前人的敬意，所以才在这段“名言”上加了引号以及前辈的名字。可惜，在非常多的人文著作中，引用名人的话只是“虚张声势”。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引用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的“骂人”的话，比如常有人引鲁迅的一句气话“中国的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这种引文，往往只是作者图一时之快，完全没有任何论证可言，可以置而不论。

还有一种引用，是在人文著作中，引用爱因斯坦，薛定谔等科学巨擘的话。我一般对于这种引用，都是抱着姑且读之的心态。我可以善意的将作者的科学修养想象的比我高，但是我仍然不认为作者可以读懂爱因斯坦，薛定谔等人的著作。真正自然科学内行引前人的结论时多半都是引具体的结论，而涉及价值观等评价性的论述都非常小心，因为这样非常容易被人诟病。人文学科的作者随意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其本质就是一个不懂爱因斯坦的作者和一个不懂爱因斯坦的读者在做着一种可笑的交流。有些时候，作者这样引用，纯粹是狐假虎威的心虚；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文章选题的缘故，为了论证的完整性，作者不得不讨论一下自己所不熟悉的领域，从而不得不引用一些名人的话，这是无可奈何的。我在余英时的著作中就见到过这种情况，在《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中，余先生不得不叙述了一下从哥白尼开始的科学发展。这段论述在我看来是文中最平庸和无创建的部分。顺带提一句：我在上面引言中不得不讨论一下我完全外行的“科学的逻辑”，也是出于论述完整性的考虑。

这里不妨讨论一个我在网上见到的非常通俗的案例。网络上的文章近于说话，所以可以容忍各种大话，气话以及不合逻辑的话。我所引的案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并无批评作者的意思。

我在国学数典论坛上，看见一篇帖子，开贴者表示自己对于《论语》这种“东一句，西一句”的编排觉得索然无味，所以准备自己写本书，分类整理论语语录，并且总结论语的长处与不足。开帖的目的是希望回帖者能完善这个计划。我在这里援引这个案例不是想讨论如何写论语这个话题，而是想摘引两篇回帖以说明我此节的观点。其中，一个回帖者是这样说的：

“典型的拿无知当无畏的。已经介绍了《论语集释》，论语里十来个字的一句话，集释的内容有可能是三页四页纸张，从古到清的，估计楼主看的不是烦躁，无厘头，而是就会头疼脑昏。为了保护健康还是别看书的好了。”

这段回帖的作者有些火气和好为人师，这是网络帖子的通病，此处不论，下面是开贴者对于这篇帖子的回应：

“你所谓的“有知”叫什么？像钱钟书那样，排列一大堆别人的资料，不予置评，就算有“知识”了？太搞了。也许你喜欢这样的知识吧，但这不是我感兴趣的。以你这标准，世界上的人都是无知的，包括爱因斯坦，牛顿，柏拉图，康德，……，就钱钟书这种人有知。”

我可以理解开帖人在写这段气话的时候，是想驳斥回帖者缺乏科学精神和过分注重权威，但是这段回应，犯了两种错误，其中一种是现在还没有提到，但下面会讨论的错误“没有和你所反驳的人讨论同一件事情”。而另一种错误就是这里提到的乱拉名人来唬人。首先，且不说作者是否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传承和背景，爱因斯坦，牛顿，柏拉图，康德等人本身是和论语的著述完全无关的人物。其次，据我阅读所得，钱钟书所长是以艺术的眼光平心神探各种文学作品的神髓，而对于《论语》等思想史和人生的学问，甚少留意，非其兴趣所在。所以在讨论论语著述的问题上，钱钟书也是一个无关人物。

二、没有讨论同一个问题

和自然科学相对封闭和独立的体系不同，人文学科所讨论的问题往往是开放的。这点既会给人文学科带来与科学不同的视角，同时也会带来很多麻烦。人文学科开放式视角的优势可以从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看出。

假设我带一个小朋友去动物园玩。小朋友可能第一次去动物园，对于各种动物茫然无知。我依次指给他看老虎，猴子，孔雀，大象，河马，小羊这六个动物。我现在发问，下一个给小朋友看的动物会是什么呢？一个正统的统计学家会告诉我，从最大似然概率的角度看，下一个动物是老虎的概率是1/6, 是猴子的概率是1/6，……，是小羊的概率是1/6。这是因为要把这个问题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必须定义一个由老虎，猴子，孔雀，大象，河马，小羊组成的封闭的系统，如此必然就得出以上的结论。但是如果要小朋友来作答，因为他每次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动物，所以他显然应该预计下次应该会看到一种新的动物，比如长颈鹿，虽然他目前还可能不知道长颈鹿是什么。显然，小朋友的猜测更接近事实。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那更可能误解别人的意思，所以更需要平心了解别人的意见；而作为作者更有义务要准确描述自己想讨论的问题，不扩大范畴也不张冠李戴。不论在现实生活中，在网上，或是过往名人的论战，我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人（或者一群人）讨论问题讨论的热火朝天，但每个人都只是在叙述自己的观点，根本没有虚心去了解别人的想法和处境，于是自然就变成了各自对于不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解答。

余英时曾经有一篇论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与保守》，其大致论点是：“在美国，激进和保守并没有褒贬之意，因为在这个天平的中央所处的是中立的liberal。大多数人都对现状基本满意，有些人更注重继承传统，就流于保守；有些人更想在现有的制度上做些局部的改革，所以倾向于激进。但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没有保守，只有非常激进和比较激进的差别，因为没有一个liberal的中立点，而其深层原因是人人对于现状都表示不满，于是就无所谓继承传统。”在余英时发表这篇文章后，复旦有位历史学学者姜义华发表了另一篇争论的文章，全盘否定了余英时的见解。姜先生因为对于中国现状的深切担忧，导致无法平心静气理解余英时文章中的见解。首先他将余先生所讨论的思想领域的问题转移到了政治领域，接着根据他的观点，余先生所说的激进主义全变成了保守主义。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分歧，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这节的主题“两篇文章其实没有在讨论同一个对象”，而另一个原因是我在下面小节中要讨论的一种错误，姜先生“将一些不该当成常识的论断作为常识不加论证的引用。”

平心了解他人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就事论事”。你觉得一篇文章有某一点有商议之处，必须针对这点作出反驳，而不应该牵涉其他。这点在自然科学领域很容易做到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人文领域，不时看到的现象是：反驳者不但根据一点来攻击全书，甚至扩大到攻击作者的地步。对于这个现象我想举一本畅销书作为例子。北大考古学学者李零去年写了一本书《丧家狗：我读论语》。这本书出版以来，就争议甚大，但这不是本文所想涉及的。我在这里只是想引用此书中作者视为导读性质的一章《今人读论语，基本参考书》中的一段，以作为“就事论事”的案例分析：

“（钱穆的《论语新解》）纯以义理为主，立说多依朱注，很多笔墨，都花在琢磨圣人心法上，牛泽群讥为钱氏“最大的败笔”，一点不过分。他说，钱注‘不提时人一句，则更不引一语……个别的议论，常让人怀疑与《诸子系年》的明辨（谬误是次要的），非出于一人，比如《乡党》末章，被理不让陈氏（指陈立夫——零案），肉麻竞出古今’。”

这段论述，李零基本都是照搬牛泽群对于钱穆《论语新解》的意见和论据（《乡党》末章），但是没有任何论证，而是直接引用了近乎人身攻击的“肉麻竞出古今”的结语。我翻查了牛泽群的原书，其中对于《论语新解》批评的论据，其实也就《乡党》末章一条。《乡党》末章，本就是训诂中有争议的一节，牛泽群自己也没有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只是指责钱穆妄自拍孔子马屁。退一步讲，即是假设《论语新解》此章的注解确有不妥之处，牛泽群和李零在一本学术著作中，根据此一点对于《论语新解》全书甚至钱穆本人作出攻击，实在是不应该的。

为了和本节的主旨相符，我在此说明：上面的举例只是讨论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导读中的一段文字，完全没有涉及对此书其他部分的评价，更没有讨论李零在其本专业考古学和文字学上的成就。

三、         随意使用统计数据

在人文领域，用统计学的工具分析一些数据背后的含义，最初被认为是科学实证主义在人文领域最好的延伸。但是，据我所知，统计学运用真正最成功的地方，依旧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一个例子是统计学在医药行业的应用。在美国，药厂申请出品新药时，必须提供分析说明在统计意义上此新药要超过所有旧药。这种规定本身是否合理是另一个问题，但统计学的确对这个规则切切实实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行业标准。

但是在人文领域，统计数据必须慎重使用。因为解释者可能有意或无意的有选择的采用和解释数据，由此两个相反的意见很可能可以得到同一组数据的支持。在这里，我想举的例子是徐公子最近在其博客“天心谈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面对危机，饮鸩止渴还是壮士断腕？”。这篇文章是关于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元拥有国际货币的地位，相当于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欠条，这种欠条的回收、运作一直有六种途径——

第一是由于历史的恩惠，相当一部分美元做为国际贸易的结算中介一直在国际市场中流通，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其结算额越大，只要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不改变，就永远不需要偿还。

第二是美国联合西方主要国家与财团，通过发行国债、创设大量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形成虚拟美元资产，不断容纳过度膨胀的美元通量，并让人相信这是一个创造暴利财富的传奇故事，其源头就在华尔街，它是过度美元欠条最大的去向，也是现在爆发危机的地方。

第三是利用美元到世界各地进行投资与投机活动，利用盈利对冲来消灭一批欠条，比如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但今天的危机性质与前两次不同。

第四是不断发动局部战争，控制地缘政治与经济资源。

第五是通过周期性有计划的美元贬值，来降低美元购买力的承诺，减少最终需要偿付的商品与服务量。

第六是以其部分高附加值与服务产品出口，来回收美元欠条。

上述六条除了第六条，其它都是纯粹的魔术与把戏，当货币魔术积累起来的破绽形成巨大的漏洞，就不得不最终收场。”

这段话徐公子写的很是发聋振聩，其用意是想提醒国人：欧美的这次危机是其自己吹的泡泡，当然要自己负责人，不要好心办坏事，不自觉的“卖国”。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徐公子所列举的这六点完全缺乏数据支持。如果假设有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其中第六条所占的份额远远超过前五条总和，那么这段话的说服力就会大大降低。现实中，以上六点牵涉极广。且不说单独每一条是否有人能拿到正确的数据作出公正的计算。即是这六条都可以计算出来，并且以美元作为单位，但是相互之间的比较不是简单的加法和减法。所以实际上，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可以支持或者反驳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

在人文领域，这种统计数据的困境是挥之不去的。

四、         将自己所想当作常识

人文科学中的各种典故，事件，人物，思想看起来浩如烟海。假设一个人足够博学和长寿的话，似乎所有的内容都可以成为常识。这种假象其实是不成立的。一篇文章中出现的各种细节，至少可以分成两种不同层次的人文知识。

第一个层次是真正的常识。对于常识，我的界定是：你可以没听说过，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则可以通过读书或者向师友请教，最终和书本以及师友对于这种知识达成共识。为了说明这个界定，依旧以前面提到的姜义华那篇反驳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与保守》的文章为例，其中使用下述论断作为论据反驳余先生的观点：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体现。”

根据我对于“常识”的界定，这句话中“康有为”和“托古改制”可以被视为常识。但是，“文化保守主义”不是常识，因为不同人对其理解不同，而姜先生和余先生正是在这点上产生了分歧。此处，姜先生不加论证的就罗列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体现”这么一条论据，势必使讨论无法进行下去。就我看来，任何作者在援引这种“不是常识”的人文知识时，至少要做最低程度的论证。不然的话，读者势必就要猜测作者在这些“不是常识”的问题上所取的态度。在现实中，认真负责的作者可能会非常注意论证那些“不是常识”的结论，但是往往依旧避免不了在某些问题上的省略，从而读者才要花心思去站在作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人文学科中，作者和读者的沟通，是需要双方的耐心，细心和谦虚的。

以国学领域论，其实不是常识的东西太多了（国学这个词本身就不是常识，但因为它和本文论点无关，所以我就不加论述的使用这个词了）。且不说古典文本在版本上的各种异同，对于各种古籍的注释虽然在很多时候各家可以达成共识，但是也有不少时候是歧见纷出，无法定于一是的。举例来说，《论语》已经算得上古典文本中简单而干净的了，而且又不断经过后人的整理和钻研，但至今无法定于一是的章节根据我的标准来估计至少有十之二三。

在作者援引那些不是常识的论据时，如果恰巧这些古典文本我曾经钻研和下过功夫的，我往往会发现他们会有意无意的对于文本曲解，比附或者削屦适足。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作者不可能对他所引的文本都曾经以一种同情的眼光审视过，这是谁都无法避免的。以余英时的通达和博学，我都在其著作中发现过此类错误。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173页，余英时讨论了三种君臣观。论述中余先生援引了《庄子·人间世》开头仲尼和颜回的一段对话，并做按语“这是庄子说明他对于‘君’持‘内直’与‘外曲’两种相反的态度，分别以‘天’‘人’二境为依托”。但是，就我对《人间世》的理解，庄子借仲尼之口，推许的只有最后的心斋之说。“内直”与“外曲”这两种态度其实正是庄子所反对的或者至少是置之不论的，所以这段引文其实无法体现庄子的君臣观。余先生之所以引《人间世》这段话，是因为朱熹在用庄子的文字浇自己块垒。而余先生在好心说明的时候一不小心留下了破绽。

“深思好学，心知其意”，这八个字说易行难，真能做到的话应该就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

结 语

我一直很佩服那些可以用简明的语言写出感人至深的文字的人，也认为这才是写作的最高理想。毕竟在人生中，有许多比“逻辑”更重要和可贵的东西。但是在学术著作中，为了考据事实，为了辨明义理，很多时候文学作品中可以用的手段和技巧是需要谨慎使用的。

如果真能避开我本文所说的四个陷阱而且文章仍言之有物的话（比如余英时先生），那是我眼中的第一流的学者。可惜，这样的学者，在现实中不但作为整体是少数，即是作为个体和别人讨论也往往处于弱势。正因其深思好学，在探究古人之意之后，方知道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不能随便引用和评论，从而往往保持沉默，以避免“一说就错”。对于别人“海阔天空”的雄辩，他们最多也就是就事论事的略加指正。

《论语》终章言“不知言，无以知人”。古人议论得失，生于心而发于言，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虚心探求。同时，《论语》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在己，知不知在人，虽说无奈，但这种“知我者惟天乎”的孤独，正是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所在。